有人问：“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问题是，为什么过去这些年，中国总能摸到石头？”这是因为，中国拥有成百上千彼此激烈竞争的地方政府，它们在河流中不同的地方不停地摸石头，谁摸到了就会大喊：“这儿有石头！这儿有石头！”在一条河里，几千人一起摸石头，肯定是有人摸得到的。

这个小故事，是《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对于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的生动诠释。在本书作者李晓鹏看来，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独特优势，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的有机结合。

《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资料图)

李晓鹏 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李晓鹏是中兴大城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曾著有畅销书《学习改变命运》。作为“80后”，他和中国一起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也眼见着国家一步一步强盛，不断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所处的生活环境经历了从较为原始的农耕到工业化社会，再到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过很多次剧烈的冲击和变化。

在重庆的贫困地区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光，目睹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辗转于中、英、美三国求学，李晓鹏在成长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想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中国的崛起，是经济上的崛起，往更深的层面说可以说是制度的崛起。本书的雏形便是李晓鹏的博士论文——一次力图构造解释中国高速发展的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有魄力与雄心的尝试。

李晓鹏曾深入全国各地展开调研，观察到地方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感受到了中国在调动资源、激励地方官员作为、激发企业家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制度优势；尔后，他受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出的创新性观点的启发，再次梳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认识，坚定了中国道路具有全面性独特优势的看法，最终写成《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之所以说本书是一本没有经济学基础的读者也能看得懂的中国经济启迪作品，是因为本书以史观“经”，又以“经”析史，将历史与经济学融会贯通，用数学模型和史实碰撞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火花，以通俗的语言与诠释帮助所有层面的读者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

本书维持李晓鹏一贯的写作手法。前段，生动评析20世纪以来苏联、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实施的重要经济改革、以及多次经济危机产生的背景、发生的过程，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制度弊病；中段，李晓鹏以马歇尔提出的“边际”及“替代”两个最经典的经济分析工具，分析市场经济制度下，企业家精神如何推动经济的内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结构化的财政政策如何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与社会总体的可持续性增长；后段，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演变假说，论证了中国的制度设计如何遏制货币资本化、遏止囤积居奇与寡头经济，指出职业文官制度使得土地空间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利用，并使政策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自我修正，保障效率与公平。

跟随《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别开生面的讲解，读者将充分地理解市场经济制度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的有机结合，如何“允许创造而不允许掠夺”，如何最终实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分工，进而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创造者占有财富”既使人民各得其所，又促进了总体经济的增长。既对中国崛起的脉络了然于胸，便能更为自信且理智地与时代同行。

>>内文选读：

从个人经历谈中国年轻一代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心路历程（自序节选）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所谓的“舆论领袖”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过。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英国的银行没有排号机，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至少要等七个工作日，银行才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发现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折合人民币六十多元，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得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穿着看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季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最新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他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要发展到日本泡沫经济的阶段，中国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解决金融地产畸形发展的方案。

美国社会跟英国社会比，问题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汉、乞讨的现象比英国更严重，贫民窟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在地铁站台上，时不时就会钻出来一个人，向我讨钱。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外，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比英国更糟糕。在大城市，中国人都不敢去downtown（市中心）黑人聚集区这样的地方。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顿的警方发的一些消息，说城里又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有人因为抗拒抢劫而受伤，提醒大家遇上了抢劫不要反抗。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经验：钱包里带上20美元现金，遇到抢劫就给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损失比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会伤害你。这似乎是一条劫匪们的潜规则。

在中国的城市，治安状况要明显好得多。大晚上一个人出去随便逛，绝对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心。这也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晚上出来吃吃喝喝四处闲逛成了许多普通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美国社会不仅离一个理想社会有差距，就算跟中国社会比起来，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和美国全方位拉开了距离。美国公交系统落后，城市街道脏乱破旧，坐地铁也不够方便，银行的服务效率则跟英国一样低下。

在哈佛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比较轰动的报道，一位被称为“虎妈（Tiger Mother）”的华裔母亲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这位母亲用中国式的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认为中国的艰辛教育模式比美国更好，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不仅让她们更优秀，还可以让她们更快乐。她认为快乐不是依靠放任自由获得的，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训练让孩子不断取得进步，从进步中获得的。她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儿斗争，强迫她练习钢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女儿在掌握了钢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学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儿激动万分。虎妈认为这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真正的欢乐。而她有一个美国朋友，对女儿非常放任，任凭她荒废学业，胡吃海喝，最后他女儿长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会，当父亲的还叫她“我最美丽的天使”。但他女儿私下告诉“虎妈”，她知道父母在骗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妈”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明显优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华裔培养出来的后代总体而言也比非华裔后代优秀。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华裔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华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顶级名校，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早在2004年——还完全沉浸于学习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作《学习改变命运》，认为中国不应该被西方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迷惑，应该坚信应试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学好数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质。当时的主流舆论对高考制度口诛笔伐，认为它作为科举考试的遗毒被现代西方素质教育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改变命运》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为中国考试制度和基础教育体制辩护、反对抛开考试谈素质的畅销书。虽然中国在当时落后于西方，但至少在基础教育方面做得很好，数学物理的基本逻辑没学扎实就去搞什么创造性思维，就是在祸害我们的下一代。

《学习改变命运》是我第一次以公开的形式发声，反对中国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这么一个很小的领域，但火种已经埋下。等我读到《华尔街日报》有关虎妈的报道的时候，仿佛找到了知己。十多年前有关基础教育的思考，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到英美留学的感受等等，这些东西都串了起来，让我开始有了一种朦胧但明确的想法：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地学习西方，而是因为我们在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优于西方的东西。中国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优势，而很有可能是整体上优越于西方。

回到中国以后，我带着这个想法去读了很多书，回想自己过去多年的所见所闻，很多困扰自己多年的疑问逐渐变得清晰起来。